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充滿懸疑，也反映社會問題。在困絕時，哪裡有光？《白夜行》女主角雪穗的告白：「我的天空裡沒有太陽，總是黑夜，但並不暗，因為有東西代替了太陽。雖然沒有太陽那麼明亮，但對我來說已經足夠。」至少，不是完全漆黑一片。

有關困境，想起角田光代的《坡道上的家》，年輕母親的困境。作家在構思小說時，腦海中出現的畫面就是一位母親推着嬰兒車走上坡道的情形，走上斜坡，每一步都吃力，愈走愈吃力，要回幸福的家，過程艱辛，不為外人道，有苦自己知。

《坡道上的家》主角是主婦里沙子，突然接到法院通知被選為後備陪審員，一宗母親涉嫌溺斃女兒的案件，同為人母，里沙子能理解疑犯水穗所經歷的，重要的是里沙子也因此反省自身處境。她婚後辭職成為全職主婦，生活重心從此就只有丈夫和女兒，幸福？不是，她的壓力和不安來自公公婆婆和丈夫，一些看似沒有惡意的說話令沙里子感到自身價值被貶低，而她無力抵抗。她察覺到丈夫常用一些看似平靜、顧及感受的話不斷地藐視她、傷害她，而原因，在小說尾段提及她回想起原生家庭，她的母親也曾用說話嘲諷她，她會認為母親怕女兒超越自己，心生不安，用說話貶低女兒，里沙子選擇逃避的方式是不再跟母親談自己的事，只說順母親意的話，兩人距離愈來愈遠。里沙子察覺其實丈夫也是如此，用藐視和傷害她的話去控制她，來減低他的不安感，維持家庭運作。里沙子在這種愛裡放棄自我放棄了思考，放棄做決定，輕鬆但不安地生活着，套入一個母親在社會上被認定的當然職能和期望，卻陷入困境，求助無援。可能這也是很多母親面對的困境，孤獨地在幽暗中，看不見光。

作者設定主角以及溺斃女兒案的母親婚前都是職業女性，工作多年，有知識有工作能力，婚後卻落入困局：在傳統的家庭模式中，夫婦角色地位不對等，令女性變得弱勢，自我價值被貶低，去配合社會期望。小說最後一節，作者安排了里沙子和朋友聚會，在暢飲中，在談笑中，沒有包袱，沒有束縛，做回自己，就當是困局裡的一個出口。

問題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解決，頓時變成幸福家庭，但有朋友可以互訴，也是幽暗中的一點光。

面對困境的母親，是要給予更多關注，近來有幾位母親自殺了，最為人熟悉的是竹內結子，為甚麼要了結自己生命？很惋惜啊。從媒體得來的資訊，事發前一切如常，一家四口晚飯後，她獨自一人走上樓梯，返回房間，就這樣走了，家人還在身邊。身邊沒有人察覺不妥，她似乎沒有向任何人傾訴，只是從訪問中透露過當母親的壓力很大，又擔心演藝事業，怕被取替。照片中的她笑容滿面，但活在幽暗中，面對身邊的人還裝作沒事一樣，笑面迎人，旁人也無法察覺她的困擾。這可能是抑鬱症，情況就似外面明明是大白天，患者卻只看到黑夜，容易有輕生的念頭，而且可以沒有一絲徵兆。

蘇屋邨的那位母親，還有最近從新聞報導中知悉又添一宗，傳染病似的，每次有自殺事件報導，新聞的下方也有輔導熱線，如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生命熱線等機構的熱線電話號碼，可惜就是沒有被看見。

辛波斯卡寫過一首有關自殺的詩：

《自殺者的房間》
　
我打賭，你們必定以為，這房間空無一物。
不對。裡面有三把椅子，椅背堅固。
一盞燈，可以驅散黑暗。
一張桌子，上面有一隻錢包和一些報紙。
一尊虛靜的佛，一尊憂慮的基督。
七頭可以帶來幸運的大象，抽屜裡還有個筆記本。
你們以為，我們的地址不在它裡面？
　
沒有書、繪畫、唱片，你們猜測？
不對。一雙黑暗的手平衡住了一隻令人欣慰的小號。
薩絲姬婭和她忠誠的小花。
歡愉，諸神之火。
奧德修斯在書架上舒展，在甜蜜的睡夢中，
在第五卷的苦難之後
道德家們
以金色字母，將自己的名字
銘刻在精美的皮製書脊上。
臨近處，政治家們挺直着背脊。
　
沒有出口？難道大門不是嗎？
缺少風景？窗子擁有其他的景色。
他的眼鏡
擱在窗臺上。
一隻蒼蠅嗡嗡鳴叫——它還活着。
　
你們以為，那張便簽一定會告訴我們一些事情。
然而，倘若我說，根本就沒有便簽——
他擁有那麼多朋友，但是，我們所有人都極其適合
被裝入倚靠在杯子上的空信封。

（摘自《我曾這樣寂寞生活 辛波斯卡詩選》胡桑譯本）

書目：

• 《坡道上的家》
  作者：角田光代
  譯者：楊明綺
  出版：春天出版社，2018
  ISBN：9789579609821
• 《白夜行》
  作者：東野圭吾
  譯者：劉姿君
  出版：獨步文化，2007
  ISBN：9789866954788 / 9789866954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