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是張愛玲首部帶有政治色彩的小說，因與國內主流的格調不一致而幾度掀起爭議，卻分毫無損它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崇高地位。

談及農村，或會聯想到落後、簡樸、勞動，如果城市人不是習慣了紙醉金迷的生活，這兒可以是陶淵明所描繪的桃花源。可惜，上天看來並不太眷顧以汗水養家的農民，往往一場旱災、一場暴雨，就足以使他們賴以為生的稻作在一夜間化為烏有，連帶他們的血汗和冀盼也一併付諸東流。除了搪塞一句「天不作美」，還怨得了誰？若上蒼亦曉「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之理，何不網開一面，讓祂的子民擺脫愁雲慘霧的日子？

秧，指稻苗；秧歌，泛稱田間工作者所唱的歌，以數人裝扮各種人物，踩高蹻而踊歌，或為合唱，或相應答以表演各類故事。驟看書名，似乎是寫農民遇著豐收季節時的喜悅，內容卻不然。小說以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農村為背景，農民依然過得苦，但不可完全歸咎天災，而是管治階層的自私腐敗使然。他們渾然忘記以民為本的治理方針，反其道而行之，罔顧勞動階層的利益，以致新年到臨，農民跳起秧歌舞，表面一片昇平，喜氣洋洋，卻暗藏悲哀，更顯詭譎。

雖說農民只是勞動階層，然而，他們將心血、汗水、時間投放在一片片金燦燦的稻田上，與庸碌的都市人不分晝夜地獻身工作無異，同樣依靠自己的能力換取三餐溫飽，自給自足，乃合情合法合理。因此，農民不見得比誰低下，比誰卑賤，沒理由淪為強權統治下的犧牲品。

故事中的農民金根是個勞動典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遠在上海工作的妻子月香，因聽信「鄉下富了起來」而回到農村幫忙農務，相夫教子。可是，實情不如她想像般美滿，家家戶戶飽受飢餓折磨，連養活自己都成問題，還被迫繳交公糧。不堪重擔的村民終於與當地政府爆發衝突，豈料政府軍為了平亂，不惜亂槍掃射手無寸鐵、一心求個安穩的村民。眼看最愛的小女兒在混亂中給活活踩死，金根只覺無能為力，最後更躲不過被政治迫害的厄運。

在故事的開端，沒有人會想到一直在田裏默默耕耘的金根竟落得自裁的下場。這該怪他生於亂世，還是怪執政者的無能？問題的答案本該要石沉大海，不過，值得慶幸的是，作者有別於那些刻意掩飾弊端的怕事之徒，她並無美化紛亂的政局，反而向讀者呈現最真實的一面。於當時的局勢而言，為無辜的平民挺身而出，討回公道是癡人說夢之舉，愈是胸懷大志地為同胞發聲，就愈死得轟烈！加上因文字獄賠上性命的人不計其數，所以深受其害的民眾往往敢怒不敢言。縱使在這樣的前提下，作者仍然表現出過人的膽識，如何不讓人深感欽佩？

有人說，張愛玲筆下的愛情是一個個永垂不朽的傳奇，正如她的經典名作《傾城之戀》，而本人覺得《秧歌》這部描繪平民和政府的作品則展現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美態。同一枝筆，卻寫出兩種感覺。

作者以細膩的筆觸訴說農民的身不由己，群眾的愚昧無知，以及政府的欺詐陰險。當時政黨的管治手法聽來振振有詞、擲地有聲，實則隱惡揚善，為人所不齒。政府實行新聞封鎖，故意隱瞞國內各處的饑荒，完全隔絕相關消息。鄰近的市鎮，彷似隔了一堵牆，對毗鄰的狀況一無所知。中共亦明白凡是識字的人，對白紙黑字有相當的信心，所以對於掃除文盲的工作尤甚徹底、一絲不苟，務求讓人深信報章上宣傳性的統計數字。換言之，中共是童話故事的作家，總為故事構思完美的大團圓結局，驅使民眾不問因由地相信他們製造的和平假象，好像月香聽信「鄉下富了起來」一樣。

作者曾在後記寫道：「《秧歌》裏面的人物雖然都是虛構的，事情卻是有根據的。」倘若故事中悲天憫人的情節確有其事，那才聞者傷心，聽者流淚吧。農民大都捉襟見肘，很多時候連殮葬費也付不起，只好將逝去的親屬暫時安放在路旁的小屋。儘管是兩家締結良緣的大日子，筵席的菜餚亦見清淡，一道大葷也欠奉，似吃團年飯多於婚慶。婚喪喜慶在中國人的傳統當中算上舉足輕重的一環，至親與世長辭要為他風光大葬，以表敬重之意；辦婚宴須隆重其事，把最好的拿出來招待親朋戚友。由此看來，那時的農民實在窮得不像話。

同一星空下，我在這邊廂為前途打拚，農民在那邊廂打顫受苦。不論我眼前的星空是廣或狹，是明亮或黯淡，我卻無暇細賞。而那邊的星空該比我頭上這片更遼闊、更璀璨，誰知身在遠方的他們能否享受此刻的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