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5日，我刑期屆滿當天，到台北看守所門前接我的伙伴們召開了一場接風記者會，到場聲援的各社運團體朋友們，主要由護樹護土和言論自由兩個角度談我的入獄，然而輪到我自己發言時，我忍不住離題，談的都是監獄中收容人的處境，尤其是我獄友們。

出獄後，4月份我參加了兩場討論獄政的活動：一場是淡江大學五虎崗社所舉辦的「更生人淡腸花論壇——為什麼監獄要改革？」，由我和馮光遠一起談入獄經驗，另一場則是監所關注小組邀請我參加他們的「新生會」，活動標題是「一位性別社運者在監所的親身告白」。

在這兩場活動裡，我談的獄政問題大致相同，只是後者我多談了一些跟性別有關的議題，也提到我有好幾位獄友犯的是妨害性自主，啟發我思考這類受刑人所面對的情況。我在獄中換過五間舍房，前後跟22位獄友同房。獄友所犯，有竊盜、酒駕、毒品、性侵、詐騙、偷渡，有已經入獄幾年的，有從別的監所借提而來的，也有跟我一樣是刑期不長或才剛入獄的新收受刑人。

那段期間的見聞，跟2月高雄監獄事件所揭露的現象相吻合。我認為大部分獄政問題，反映的都是資源不足，其中最嚴重的就是人力不足。不只管理人力不足，輔導、諮商、醫療等更是處於質、量均差的狀況。我在報紙上讀到評論，批評獄中有受刑人管理受刑人的現象，就我所見，的確如此，然而以管理員的數量看來，那恐怕也是不得已的現實。

我也讀到，管理員與囚犯比例為1比14，這個數字已經是被抨擊，不過仍不夠顯示問題的嚴重性。實際上，不要以監所內所有受刑人數去除所有管理人員，而以直接和受刑人接觸的管理員來計算，一位管理員要管數十名甚至上百名的受刑人，到夜間甚至可能高達二百人。

僵化、壓迫、不友善，這些態度和氣氛，暴露的不盡然是對人權的漠視，而是匱乏與困窘。硬體設備固然是糟，也不過受刑人多吃點苦頭罷了，不見得有礙矯正，但是人力不足的監獄，矯正署愧對機關名稱。和獄友相處所觀察到，很遺憾，反省和悔改並不常見，這不全是因為他們如此冥頑不靈。有的受刑人對審判過程一知半解，如果連讓受刑人搞清楚自己為什麼被關都做不到，輔導功能等於完全癱瘓。另一些受刑人剛好相反，熟門熟路，還可以利用放風機會交換心得，我甚至曾經聽到涉犯貪汙的受刑人之間在討論貪汙金額與刑期比較起來是否「划算」。

此外，受刑人的財務狀況，對大眾來說比較陌生，是我從獄友身上看到、聽到而頗有感觸的。在獄中，不少日常用品得花錢，再怎麼省也不可能不買內衣褲、毛巾、肥皂、牙刷牙膏等，而且多是消耗品，一段時間就要補充。這些花費乍看似不多，但是對受刑人和家屬來說，會逐漸累積成負擔。

曾有一位同房獄友，是緬甸來台20多年的華僑，入獄那天恰好身上沒帶錢，入獄後又沒有親友探視，所以他的保管金手摺上一直是掛零。他的窘迫難以想像。我不好意思問他，換洗衣物是哪裡來的，不過他洗好衣服之後，得用我的衣架掛起來才能晾乾。

況且，在舍房內是團體生活，總有一些公用的必需品，如洗碗精、抹布等。一位資深的獄友告訴我，在更大的舍房中，因為空間相對有限，不可能瓶瓶罐罐擺滿地，所以在我們房中習慣各自購買的物品，可能都是要全房統一購買，由每位獄友繳一定金額。

如果沒有錢繳，就幫獄友做雜務來抵。由於工廠收入微薄，受刑人若無法自給自足，不管靠家人接濟，或者在舍房裡靠獄友幫忙，長期下來都是很重的心理壓力。而這種心理壓力對矯正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呢？

在接風記者會和兩場座談活動之後，由於打開了這樣的話匣子，我開始有機會跟一些同樣關注獄政問題的朋友聊天。我遇到真正關了幾年的受刑人，告訴我更殘酷的事情。我也遇到正在監所中工作的職員，告訴我他們同樣受盡委屈。越聊，我越覺得自己所知道的太少、所能做的更少，同時也感受到需要關心的範圍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