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嚴冬，打開電視機，新聞主播以一副事不關己的語氣報導以下一則消息

“四人幫成員之一，姚文元，於上海因糖尿病死去，享年七十四歲，當時他所發表的‘海瑞罷官’劇評被視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然後電視上所播出的是當時紅衛兵的畫面。

看到這一幕，在我心中繚繞了數十年的夢魔，又再一次浮上我心中……

記得一切從1966年五月開始。

當時我在全國首屈一指的清華附中讀書，我在學校裹算是一個異類，因為當時學校裹的學生大都是“根正苗紅”，有良好家庭背景的同學。也許是因為學校在北京，所以我們學生的政治意識比其他城市的中學生強，也因此，我們學校成為紅衛兵的“發源地”。

在文革爆發前後，學校與學生的矛盾已經是到了一觸即發的階段，很快，有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出現在校園裡，很快，學校便停課了。

“爸爸，出門口了！”這一話，成為我在噩夢裹的救生水泡，把我從噩夢中抽身出來。

原來是時候吃早餐，於是我隨著兒子的腳步，踏上吃早餐的路。

儘管我希望把那個噩夢忘掉，然而命運卻把我重複發那個噩夢……

在快餐店裡，正當我滿懷希望吃一頓足以將我忘掉噩夢的早餐時，隔壁顧客的對話，卻將我這個簡單的願望幻滅。

“當年那些紅衛兵，到我家搗亂還算了，竟然把爺爺拉去遊街，把爺爺氣的上吊自殺，兒子，記得大了不要學他們！”

這一句話，使我再一次拉近了那個噩夢裹……

在當紅衛兵的幾個年頭中，我跟大隊抄家無數，但是，那一次的抄家，至今我也是歷歷在目。

記得那是同年的九月。

原本一個正常的九月，我們是應該在學校裡讀書，但是，我們卻因為毛澤東的支持，而繼續胡鬧下去。

自從毛澤東於八月接見了我們之後，我們便像接到了尚方寶劍似的，四周批鬥，抄家。

我記得那次的抄家，是去了一位教我中文的老師，他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我們批判他的原因是“國民黨餘孽”。記得他老人家在望著他所收藏的書籍被我們燒掉時，他的眼神，仿佛絕望。後來我們逼他寫了悔過書後，便放了他走。後來便聽到他上吊自殺。

這是我第一次這麼接近死亡，仿佛是我有份殺死他似的。

突然，有人踢了我一下，讓我從噩夢中驚醒。我抬頭一望，是那個熟悉的面孔，那個熟悉的眼神……我一臉驚謊，突然，那個人撲向我，仿佛要把我吞噬似的。

又一次，我兒子把我從噩夢中拯救出來，說“爸，幹嘛？”我沒有回應他。

在我整個紅衛兵的生涯裹，這只是個開始，在之後的下鄉，更是一個更大的噩夢，把我吞噬，讓我永不超生，永不逃去這個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