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重的行李箱引領着我顫抖的身軀到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的國泰貴賓室。蹣跚的我從云云報章中尋覓出《明報》，找到一個角落坐下。我看看手錶,「現在才三時，離登機還有三個多小時吧。」我邊告訴自己，邊打開報紙的第二版。揭頁的紙聲還未落下，在「尋人啟示」四隻大字之下，一張佔據了四分之一頁、熟悉的面孔驚現在我眼前，使我差點昏倒過來......

他是誰？是我的同學？是我的老師？是我的同事？我從半昏半醒中定神再看，不，是我自己。

花了兩三分鐘平復心情之後，我細心想想：難道是家人和朋友擔心我在公幹期間出了什麼事？不會吧，我出發那天不是已經通知了他們我今天回港嗎？而且兩天前我還跟家人通過電話呢！我拿起我的小米手機，從玻璃的反射中，看到自己焦慮而帶有一絲希望的臉孔。我用力按下旁邊的開機鍵，確定一下漫遊是否已經開啟，再逐一查看電話通話紀錄，短訊，微信，面書，電郵......奇怪的是，既沒有未接的來電，也沒有給我的訊息。

我再按下那個開關鍵讓電話待命，黑色玻璃中的面孔全是恐懼，更打破了屏幕顏色的界限，現出了一絲蒼白。

是誰？是誰？我帶著驚惶，嘗試擺脫那恐懼症的纏繞，鼓起勇氣細閱啟示的內文，然而，句句也是挑戰。

「劉以錫，男，現年34歲，香港永久性居民，祖籍廣州番禺......」我深深吸了一口氣，再重新振作看下去。「於2016年8月2日離開香港大坑春暉臺名門二座的住所後便告失蹤，未能聯絡。」我的手像個痙攣的病人一樣不斷震動，難以自制，我的個人資料、離家時間、地址一一無誤。「有知情者，請告知鄧華添，必有答謝和重賞。」我的腦袋迅刻變得空白，他！竟然是他！大事不妙！

叫我心驚的往事立刻浮現在眼前：十多年前的我，是個爛賭的少年，那年我剛夠二十一歲，帶著二千港幣「過大海」一嚐賭博的滋味。去澳門前我還跟自己天真地說：不要緊，最多也是損失兩千元吧，沒甚麼大不了，數日的工資不就已經能夠抵消嗎？

看似成熟的我帶著那天真的心剛抵達澳門的大型賭場，便已經陶醉在面前的贏局，歷經了數日，被幸運之神眷顧的我不斷贏下比賽，從大廳一直玩到貴賓廳，身上的籌碼面值也由二千元暴升至過百萬。可憐的我更以為自己是個「賭神」－精通了遊戲的竅門，必定大勝歸來。那刻我的夢想不再是成為一位醫生，而是要創下澳門賭場最高獎金的紀錄。在賭場職員的「細心」介紹下，我不知不覺間培養出「賭者心態」－那不能輸的「鬥心」。起初，我還是本著我的原則，也就是不借貸。

然而好景不常，不消幾局，手上的籌碼已經寥寥可數。那從贏到輸的一百八十度轉變，對我幼稚的心靈造成沉重的打擊。換來的結果是，我對那職員的戒心慢慢消退，斷定地接受了賭場的借貸。在凌晨疲累和失敗的交逼下，我毫不猶疑地作下了人生其中一個失敗的決定：簽下了澳門幣六百萬元的欠單以繼續賭博，在贏局和輸局夾雜的「遊戲」之中，我的籌碼價值浮游在五百八十萬元上下，亦即比借貸前的數目略少。可惜的是，經歷整晚的戰鬥，也未曾試過賺回那從香港帶來的二千元本錢。心有不甘的我在職員的慫恿下已經連續待在貴賓廳內28小時，我既忍受不了那身體需要休息的警號，更抵受不住那當不了賭神的衝擊。「我一定要贏着回家！」這句話驅使我作下了最錯的決定：孤注一擲，背水一戰，豪氣地把五百多萬的籌碼擲下，靜候著那關乎未來的結果......

結果是......輸了。

我背負著六百萬的欠債回到香港，然而我的積蓄不足二十萬，最後法庭判了我破產，那職員近百萬的佣金亦隨之而消逝。往後數年，沒有人再向我追債，隨著破產令的屆滿，這件不可告人的往事漸漸埋在我的記憶墳墓之中......

那職員就是鄧華添。

難道他因為得不到佣金而找我尋仇？還是他當年被公司責罵而心有不甘？還是有其他原因？

我徬徨地回到可怕的現實，鐘上的時針已過「五」字。我應否登上一小時後從獅城回港的航班？我緊握著手上的《明報》，反覆思量。